“你交往的男朋友是公務員嗎？如果是，趕緊結婚。”在中國西部某小城，2014年除夕，剛從北京回老家過年的李麗還是沒能躲避開母親的催婚。
“不是……”李麗聲音不高，她略微抬起頭，還是從母親帶有皺紋的臉上感覺到了一絲失望。
在中國一些中小城市，公務員是金飯碗的概念早已經深入人心，尤其在一些欠發達的西部城市，這種觀念在父輩的心中更是根深蒂固。
的確，公務員工作體面而穩定，每年都吸引著數以百萬計的考生前赴后繼赴考。統計顯示，2014年全國公務員報考人數達到了152萬，與上年基本持平。但是，與火熱的公務員報考相反，有媒體經調查后報道稱有六成基層公務員想過“辭職”。
一方面是居高不下的百萬國考大軍，另一方面是超過半數的基層公務員辭職“思潮涌動”，冰火兩重天的際遇，讓“公務員”這個昔日的金飯碗的光彩略顯暗淡。持續多年的公務員熱真的開始降溫了嗎？
中央禁令下，公務員陷“圍城”困境
將2013年稱之為公務員的“禁令年”，實不為過。
從2013年1月中央出臺的《關于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眾的八項規定》開始，到“六項禁令”；從反“四風”，再到“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持續一年的政府部門新“整風運動”，幾乎涵蓋了從“舌尖”到“車輪”、從土特產到提貨券等多個方面。
規定和禁令等多項“緊箍咒”密集出臺，讓那些平時隱性收入高的公務員的抱怨聲四起，甚至發出“為官不易”、“官不好當了”的聲音，尤其是恰逢禁令出臺后的第一個春節，想送點收點、吃點喝點，都不敢輕舉妄動。
“今年的年貨都是自己買的，往年都不需要買，送的都吃不完，還都給了親戚家。”河北的一位科級公務員向《中國經濟周刊》訴苦。
禁令對公務員還是產生了比較大的影響。最近有媒體在東、中、西部三個地區的一些省份隨機抽取了100位公務員進行調查發現，全部受訪者都認為中央禁令對其影響很大；更有93位受訪者表示“公務員不好當”。
河南的一家媒體分別向當地機關辦公室、公安、教育、衛生、海關等部門的60名基層公務員分發調查問卷，結果顯示，受訪者中想過辭職的公務員近六成，但最終無一人辭職。
一方面是欲辭職的思潮，另一方面是公務員報考火熱，如何看待這種現象？
“這是由于在公務員隊伍內和隊伍外信息不對稱導致的，是‘圍城心態’在客觀起作用，城里面的想出去，城外面的想進來。”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社會學所所長楊宜勇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表示。
值得關注的是，中央推出禁令，卻被一些專家解讀為公務員“福利削減”，對此，國家行政學院研究員胡仙芝認為，“中央禁令削減公務員福利”的說法從理論上看是不準確的。
“中央八項規定以及其他的條例、廉政措施并沒有取消公務員的合法福利，公務員法律規定的各種合法福利還是得到了基本保障。中央禁令影響的只是一些由于社會不正之風而存在的灰色收入以及隱性福利。” 胡仙芝說。
我國公務員規模并不龐大
今年1月下旬，中組部、人社部等聯合召開公務員管理工作會議，提出要把深化公務員分類改革作為整個公務員制度建設的重點，進一步完善公務員選任制度和機制。消息即出，很多人認為我國應該大刀闊斧地精簡機構，解決公務員隊伍機構臃腫、人員龐大、人浮于事的問題。我國公務員的人數多嗎？到底多少比較合適?
政府公務人員是指由財政負擔工資福利的國家公職人員，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政府公務人員包括政府機關人員和公立機構人員（相當于我國事業單位人員）；狹義的政府公務人員僅指政府機關人員。
衡量政府公務人員數量的指標包括絕對數量和相對數量。相對數量是指政府公務人員占總人口的比重，可用來衡量一個國家不同時期或者不同國家政府公務人員的相對規模。
目前我國公務員數量統計的口徑不一，有各種版本的統計數字。比較權威的統計，是按照行政編制人員計算，公務員760萬左右；有的統計把參公的管理人員統計進來，大約是1300萬，占總人口比例1%。
這一數據跟美、加、法、德、澳等西方發達國家相比，并不大。據中國行政管理學會副秘書長沈榮華綜合各種資料統計認為，這些國家由于經濟發達，政府承擔了廣泛的社會服務職能，政府公務人員占總人口的比重在5%~8%之間。
“根據現階段我國政府承擔的職能，這個比例與國外相比，總量規模處于中等水平，可以保持這一比例。 ”沈榮華向《中國經濟周刊》表示，現在的問題，主要是人員分布結構不合理，有的人浮于事，有的人手緊張。“所以，應當嚴格控制總量，盤活存量，有增有減，優化結構，科學調配。例如，通過轉變職能、減少層級、購買服務等方式，以同樣人員做更多的事。”
760萬的公務員大軍在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郎佩娟看來并不多,她告訴《中國經濟周刊》：“有次我們到交通運輸部調研，那么大的交通運輸部，編制也就300多人，但是要承擔特別重的任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