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前，潘新明的父親潘澤黃被人舉報倒賣文物，當地警方因此扣押了他家的100余件收藏品。之后的25年里，有關方面沒有展開任何后續調查，潘澤黃的案件也未能坐實，于是，從前幾年起，潘家父子開始嘗試通過信訪手段向公安局討回這批被扣押的藏品。然而，當地的警方在信訪答復意見書中表示：被扣藏品已經交給了當地博物館保管。而就在潘新明疑惑是否該去博物館討回藏品的時候，當地公安局副局長又告訴記者：博物館認為這批藏品不適合個人收藏，不會歸還。
潘新明的苦惱，絕不僅僅是他一個人的苦惱。這些年來，類似新聞并不少見，央視原電視節目主持人方宏進被扣120萬元財產無法討回，吉林商人被扣大量黃金歷時十三年討回……被警方扣押的物品、錢款“有去無回”，已經成為了許多被扣押物主的心病。在《物權法》已經施行八年的今天，這些物主的權益依然難以得到保障，這說明，扣押物品管理中存在的問題，已經到了不能不解決的地步。
公安部頒布的《公安機關涉案財物管理若干規定》第三條規定：涉案財物管理實行辦案與管理相分離、來源去向明晰、依法及時處理、全面接受監督的原則；第四條又規定：公安機關管理涉案財物，必須嚴格依法進行。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貪污、挪用、私分、調換、截留、坐支、損毀、擅自處理涉案財物。然而在本案中，當地警方用了幾年時間，才明確了被扣藏品已移交博物館的事實，對物品的來源去向管理并不規范，而且其移交過程明顯缺少合法程序。公安機關按理說最應帶頭守法，嚴格執法，但是個別地方的公安機關，連上級主管部門出臺的專項規章都無法嚴格落實，無疑是不能令人滿意的。
這些被扣物品“有去無回”的案例，也折射出了一種“權力的傲慢”。在之前提到的各個案例中，向警方討要被扣財物的物主，無一例外都是無罪之身。換句話說，警方當時以犯罪嫌疑為由做出的扣押決定，早已失去了法理效力，警方對這些人，負有歸還其被扣物品，彌補其損失的責任和義務。但是，一些官員卻抱有一種高高在上的“官老爺”習氣，面對事主顯得十分倨傲而蠻橫，說不還就不還，不愿認真依法回應物主的合理訴求，這顯然是與中央“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的精神和建設法治中國的國家目標相違背的。
毫無疑問，被警方扣押的物品不應“有去無回”，要解決這個問題，就需要執法機關在制度和理念兩個層面做出改革。
在制度上，各級執法機關應當嚴格執行包括《公安機關涉案財物管理若干規定》在內的法律規章，制定細致可操作的扣押物品登記保存制度，確保所有公安機關臨時保管的錢物之去向，都有跡可循，而不至于因為缺少登記制度制造一筆又一筆“糊涂賬”。同時，扣押不同于罰沒，警方執行的僅僅是保管權，除非經過法院判決，否則沒有權利對被扣財物進行處分，所以，類似“把扣押物品移交博物館”這種違法處分扣押物品的事，也是必須徹底杜絕的一種行為。
在通過制度治標的基礎上，執法人員的理念也需要隨著時代進步，由此方能治本。執法人員最需要確立的就是尊重個人財產權的現代物權意識，在過去，因為立法和一些歷史文化因素，我國基層人員一直較為缺乏這方面的意識。隨著《物權法》出臺，執法人員作為手握權力者，自然需要率先培植物權意識，只有當每個人的財產權都受到充分尊重的時候，我們才能讓這種“有去無回”的荒誕故事不再重演。
